黨的建設

PARTY BUILD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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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稼祥

發布時間:

2009-02-09

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歲月中，黨內有一位頗具獨立見解的杰出領導人——王稼祥。戰爭年代中，他帶著危及生命的重傷長期堅持工作；和平時期，他又為黨的國際交往聯絡提出了真知灼見。
　　王稼祥，1906年生于安徽涇縣厚岸村，在家鄉讀小學后又入教會中學。1925年，他赴滬入上海大學附中，在那里加入共青團。同年10月，王稼祥赴蘇，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。1928年，他由團轉黨（當時團員轉黨，團齡也算作黨齡）。
　　在蘇聯期間，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。因沒有參加過黨內的實際工作，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，被稱為“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”之一。不過，他為人正派，鄙視小集團活動。1930年回國后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干事，隨后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。1931年4月，王稼祥赴中央蘇區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。同年11月，他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（相當于外交部長）。
　　1933年4月，他遇空襲被炸穿了腸——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，忍著劇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，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。因無法取出彈片，只好采取保守療法。翌年1月，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。同年秋，他腹部通著管子、坐著擔架參加了長征。
　　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，他提出要毛澤東擔任黨和紅軍的領導。后來，毛澤東多次稱贊這“關鍵的一票”。遵義會議后，王稼祥與毛澤東、周恩來組成中央軍事三人小組，指揮全軍行動。
　　過雪山草地時，他腸子流膿，甚至爬出蛔蟲，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下來。到達陜北后，他因傷情惡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療。1937年夏，他轉赴莫斯科治傷并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。翌年8月，他回到延安，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。1944年，他因傷口惡化病倒而無法工作，1946年再度被送到蘇聯治療。1947年，王稼祥回東北解放區，任東北局城工部長。
　　1949年，他擔任新中國首任駐蘇聯大使，1951年回國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，1956年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。幾十年間，王稼祥總是在腹部帶著熱水袋工作。
　　解放以后，他提出過許多寶貴見解。在1958年“大躍進”中，他拒絕隨風附和。1962年初，他大膽地建議應改變援外數量過大的狀況，要“量力而行”；在國際斗爭中不要四面樹敵。這些觀點被康生等批判為“三和一少”（即所謂對帝修反要和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），隨后，王稼祥難以再領導中聯部工作，“文革”中又遭殘酷批斗和關押。
　　因毛澤東一再肯定他的歷史功績，1973年在黨的“十大”上他又被選為中央委員。 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，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發起“批林批孔”運動，預感到黨和國家又要遭受新災難，憂心如焚。次日清晨，夫人朱仲麗喚他起床時，發現他已全身冰涼。
　　從王稼祥的外貌看，他面容消瘦，總戴著一副金絲眼鏡。年輕時留學蘇聯五年，他被稱為“紅色教授”型的人物。
　　王稼祥當年英語、俄語成績都非常突出，在國外學習得心應手。但他與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，不是像他們那樣依照蘇聯人的觀念來思考中國的問題。毛澤東在黨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：“王明問題的關鍵、癥結之所在，就是他對自己的事（注：指中國問題）考慮得太少！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！”
　　王稼祥卻始終從中國人的立場考慮國際問題，面向世界時又總是立足于中國的實際。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極不平衡，既有模仿國外建起的大城市，更有停留在古代生產方式上的廣大農村。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人，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較為發達的城市，這樣促使許多自認為先進者卻脫離本國實際。所以他們縱然有千條萬條妙計，結果卻無從施展。
　　王稼祥能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有正確的選擇，在國際問題上能提出許多真知灼見，恰恰是這種特殊背景下的產物。他的可貴之處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，卻又能反復比較和思考中國的實際。這樣，處理國內問題有更高的世界眼光，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處處考慮到中國的利益。
　　王稼祥于3O年代初從莫斯科回國后，很快就擔任重要職務。一些人曾認為他是堅決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。其實，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從。
　　在反“圍剿”斗爭中，他感到莫斯科來的德籍顧問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國情，按蘇聯的那套條令組織紅軍作戰，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瞎指揮，因而對當時被排斥的毛澤東產生了敬仰之情。紅軍長征開始后，王稼祥由幾個擔架員抬著行軍。走進廣西時，他見部隊由贛南出發時的8萬多人只剩3萬多，焦急萬分。這時，毛澤東生病也坐擔架，二人在同行中不斷交談，都對黨和紅軍的前途極為擔憂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，這樣下去不行，應該把李德等人“轟”下臺！毛澤東很贊成他的想法，兩人商量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。
　　接著，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，提議撤換當時在黨內負總責的博古和指揮軍事的李德，改由毛澤東領導。他的提議馬上得到支持。于是，王稼祥、張聞天二人又找周恩來、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這一見解，并得到普遍贊同。當時，在正反兩方面實踐的檢驗下，大家都懷念當初毛澤東指揮時的勝利局面，更換領導人成為大勢所趨，人心所向。
　　1935年1月，紅軍占領了貴州遵義。敵軍追兵一時還未跟上，部隊得到十余天休息。中央利用這一機會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。在毛澤東發言批評錯誤的領導后，王稼祥接著發言，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。在絕大多數同志的擁護下，會議改選了領導，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，王稼祥也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。這次會議，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，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終于轉危為安。
　　遵義會議后，王稼祥成為指揮紅軍的三人小組成員。到了險要難行的路段，他為了減輕擔架員的負擔，硬是支撐著下來自己走——爬雪山時，他就是在警衛員的攙扶下走過來的。中央機關的同志回憶，每天大家到了宿營地很久后，王稼祥的擔架才能跟上來。在沒有止痛藥和只能靠鹽水消毒的情況下，他能到達陜北并一路上堅持工作，這真需要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。
　　在黨的歷史上，王稼祥在職務上幾次起落。30年代他是黨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—。1945年召開“七大”時，一些代表對他有意見，經毛澤東親自動員，他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。后來，他在東北局擔任部長，過去的下級成了他的領導，仍兢兢業業地工作。
　　他于“八大”再度當選為中央委員，隨后任中央書記處書記。1963年，他又被免除了職務。但是王稼祥沒有消沉，仍然對黨和國家的前景特別是國際處境潛心研究。黨內的老同志回憶，王稼祥一向不好玩，總愿意沉思問題，屬于“搖羽毛扇”的“智囊”型人物。
　　王稼祥當年提出的一些見解，使人很久后還有振聾發聵之感。如在各國共產黨都稱頌蘇聯是“老大哥”時，他就提出黨際關系準則應該是獨立自主、完全平等、互不干涉內部事務。這些原則在1982年中國共產黨“十二大”時寫入了報告中。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時，歸咎于其個人品質。王稼祥則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錯誤不是什么個人品質問題，而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。
　　60年代，我國自己節衣縮食援助某些國家時，他又預言結果將是不利的。雖然許多意見當時未被采納，但是經過歷史風雨的檢驗，今人不僅佩服其真知灼見，更敬重他能獨立思考并敢于暢言的膽識。